1978年改革以后，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制度紅利在1978-1998二個十年經濟周期中耗損殆盡。土地集體所有快速走向類私有制，集體被瓦解，村社制度內部化小農生產與工業化外部成本的能力完全消失，村社成本及工業化、城鎮化的外部成本——三農問題，迅速成為中央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實際上，三農問題如果不能在農村化解，那么它就要進城。農業的糧食安全問題——由于村社集體瓦解，大包干的小農經濟造成的技術進步效率損失和村社組織效率損耗，是造成今天我國農業效率（國際競爭力）低下和結構性問題突出的制度根源——是進城的第一個重大問題。

總結改革前后三十年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建國后土地集體所有為核心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極大地重建了中國的農業生產效率，極大地重建了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社會效率。相反，大包干改革后的三十多年，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削弱和村社制度瓦解，都是極大地降低這二大效率。

今天，站在政治經濟新甲子周期的歷史起點，重建村社集體，都將極大地提升中國的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率邊界。

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村社集體，是要改革大包干制度，加強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化能力，建立以村社集體為核心的土地經營制度，重塑集體與農戶的經營協同關系，最終重建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核心的農村基本經濟體制，形成以村社集體經營為核心的鄉村生產、供銷與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經濟體系。

在農業產業方面，小麥、水稻、玉米、大豆等大宗領域，以村社為核心推動托管的社會化服務，突破小農經濟實現土地規模化，才能建立高效率低風險結構的農業經營體系。以合作社或社會資本企業為核心的土地托管，受制于地方性水文土壤等信息、氣候風險、勞動成本及地租剛性結構等因素，根本不可能大規模推廣，更不具備效率優勢，因此不可持續。

如果政策推動非村社力量推動土地托管，來實現規模化，那么可以肯定，中國糧食總進口比率上升的開放缺口根本不可能收斂。其后果，將會很嚴重。

在工業化方面，推動村社集體化，將為近3億多奔波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節省每年夏秋二季約20個工作日的農業投入時間，增加城市和工業勞動供給總量5%左右。更重要的是，這還將為另外3億多在農村生活的半勞動狀態的勞動力，在鄉村集體工業化的進程中，提供勞動參與的廣闊機會。

總之，村社集體化，將大幅提升中國工業化的勞動供給規模，極大地改善中國工業化的邊界效率，重塑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大大加強中國工業全產業鏈的基礎性能力。

是的，有了具備價格優勢的集體土地，有了具備價格優勢的勞動要素，鄉村振興戰略下的中國鄉村，已經站在再工業化的歷史起點上了。

推動村社集體化，就將開啟中國鄉村4億人的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4億人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將再次釋放中國經濟未來三十年的8%的中高速增長潛力。而重建村社集體將構筑良性循環的城鄉關系，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增長的高度與長度。

如不出意外，三十年后，中國經濟將重回約占世界經濟總量4-5成左右的歷史常態。

須明白，只有村社集體化，才能開啟中國鄉村百萬億級的資產證券化進程，才能形成對美元資本倍而圍之的競爭優勢。

更須明白，只有村社集體化，將愛人之仁與為民之義的倫理真正落地為有效的制度設計，讓農民合理分享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歷史紅利，人民幣才真正延續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合法性，才真正具備了仁義的哲學倫理，進而才真正形成上下同欲的合力，才真正具備高效率的備兌物質基礎——建立在村社高效率生產和制度能力基礎上的物質基礎。  

信用貨幣時代，基于高效率農業生產制度的宏觀經濟增長周期，是維系貨幣長周期穩定和升值，并依貿易體系向全球流動的即貨幣國際化的決定性條件。

我們必須清楚，我們的貨幣叫人民。組織化的村社集體制度，才是人民國際化的基礎性制度條件之一。

作為偉大的政治家，習近平總書記非常明白，重建村社集體，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使命。因此，早在2006年，他就在浙江瑞安做“三位一體”的綜合農協試驗，重建以村社集體為核心的農村合作經濟體系。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歷史期待鄉村振興戰略，重建村社集體，開創新的歷史局面。這是人民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