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成立AZEC的背景和主要內容

亞洲零排放共同體（AZEC）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3年1月提出，于2023年3月4日首次舉行″亞洲零排放共同體（AZEC）″國際會議，日本與澳大利亞、文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11個國家元首共同商議亞洲的減碳進程。日本政府在會議中承諾，將以領頭羊角色提供財政與技術援助，協助東盟成員國加速實現經濟脫碳、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對策。日本還和與會國在會議上達成共識，亞洲各國將合作推進再生能源、天然氣、氫氣和氨氣等能源供應鏈的技術開發。2023年12月18日，岸田文雄再次主持召開AZEC首腦會議，通過了《AZEC領導人聯合聲明》，確認了同時實現去碳化、經濟發展和能源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則，并表示將創建在日本主導下支援各國政策的指揮塔組織。

AZEC提出在不犧牲經濟增長和能源安全的情況下，實現地區脫碳，目的是讓亞洲國家在脫碳排程上取得主導權，而非被動配合嚴格的″歐洲標準″，使還在過渡階段的亞洲國家參與減碳，同時建立″亞洲規則″。日本承諾，至2030年，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BIC）、日本貿易保險公司（NEXI）、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日本金屬和能源安全組織（JOGMEC）等機構將為AZEC國家提供80億美元援助，用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氫、氨和CCUS項目，以幫助開發、示范和部署脫碳技術。目前，巖谷產業株式會社、電源開發株式會社已同意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和日本川崎市之間共創第一條氫氣供應鏈。

二、日本成立AZEC的動機

（一）深化日本″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在后安倍時代的日本外交中得到繼承和延續，特別是在岸田時期，相關政策的實施力度趨于強化。日美同盟基軸、自身戰略認知調整及國內政治變動三重因素，構成岸田內閣深化″印太戰略″的政治背景。在政策推進層面，表現在鞏固夯實四方安全機制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對″域內″″域外″國家拉攏、牽引的力度，并不斷在印太地區的多邊、雙邊合作協調中突出經濟安全議題，將″自由開放的印太″鍛造成更為立體的綜合地緣政治戰略。

（二）疫情沖擊與俄烏沖突加劇日本尋求新經濟增長點的緊迫感

為支持疫情后的國內復蘇，日本早在2020年就制定了″東盟-日本經濟復蘇行動計劃″，保持雙方密切聯系，盡量減少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增強韌性。目前在亞洲地區，大多數國家依賴廉價的燃煤發電。隨著烏俄沖突后天然氣價格飆升，考慮到成本因素，東南亞國家短期內可能難以減少對煤炭的依賴。從能源外交的角度看，日本預計未來亞洲對減少碳排放技術的需求將會不斷增長。如果日本能夠在亞洲地區積極建立有別于西方的獨特技術和標準，不僅會對碳減排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提升其國際地位，也將促進日本綠色能源技術的商業化和經濟增長。

（三）爭奪亞太地區氣候變化合作的主導權

日本一直嘗試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解決地區安全問題方面也發揮領導作用。日本不僅為本國設定了到 2050年實現零排放的目標，同時追求到2030年減少46%的排放量，2023年8月，還與東盟啟動了《東盟氣候與環境倡議》（SPACE）戰略計劃，旨在應對氣候變化、污染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三方面危機。日本提出，其認識到該地區容易受到氣候引發的災害和極端天氣事件影響，將利用其技術專長來加強東盟的災害管理及復原力。

（四）在亞洲對沖我″一帶一路″倡議影響

日本官方傾向于從戰略視角看待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其是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甚至大戰略色彩的行動或戰略工具，而非僅限于經濟領域的合作倡議。同時，日本在″一帶一路″所涉地區深耕多年,并在某些地區占據了主導,在日方看來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所涉地區的經濟競爭難以避免。日本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從最初的觀望、抵制轉變為2017年后的積極參與，但是在表示出與中國合作意愿的同時,運用政策手段進行″多角度對沖″的力度并沒有減弱。日本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替代方案，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優質基礎設施以及投資的包容性、可持續性和彈性。通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該國在東盟投資建設了橋梁、地鐵系統和輸電線路，主要項目包括連接泰國和老撾的第二座泰老友誼大橋、連接柬埔寨和越南的翼大橋以及印尼在雅加達的第一條地鐵系統。

三、AZEC對我國的影響

（一）對我區域經貿和減排合作形成干擾

日本高度配合美國經濟安全戰略，將經濟安全議題不斷融入印太多邊合作，圖謀以小集團及″小院高墻″打造對華″經濟安全聯盟″，推動所謂國際社會與中國的經濟″脫鉤″，干擾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并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正常經貿往來。具體到AZEC，對日本制造業企業來說，尋求新的綠能技術商業化，不僅可以拉動出口，也可以緩解其國內綠色產業空洞化，助力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日本如能兌現其對東南亞國家的資金和技術輸送，將對我國在該地區的經貿、技術合作形成替代甚至擠出效應，并擠壓我國在該地區綠色增量市場的份額。

（二）削弱中國氣候話語權和影響力

AZEC涵蓋有利于日本的諸多條款，一旦亞洲的其他主要經濟體加入AZEC，會形成包括全球主要綠色商品消費市場和供給地的大自由貿易區，可能會對現有框架下的綠色貿易體制形成顛覆性沖擊，進而形成一套由日本主導的地區氣候治理新規則，使日本成為亞太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獲益者。這對我國聯合東盟和亞洲其他國家，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發展的節奏和標準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對策

（一）構建對我有利的亞太區域綠色合作格局

以″一帶一路″為抓手，在RECP和″東盟＋１″框架下，結合貿易、投資、技術輸出與標準規則引領，持續加強我國區域氣候變化影響力。

一是通過綠色低碳示范項目，帶動氣候友好型產品向東盟國家出口。強化區域價值鏈的有效合作和綠色貿易規則的整合優化，推進區域綠色貿易和投資的深度開放。

二是積極參與制定清潔能源投資標準，推動向東盟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行新能源汽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低碳技術轉移，在相關創新領域加強國際合作。

三是加快綠色和低碳標準的互通和對接，促進中國標準在東盟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應用。

四是與東盟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共同加快推進碳市場體系建設，促進和幫助其進一步優化碳排放交易規則，推動共建國家或區域碳交易市場，與現有碳交易系統形成互聯互通。

五是視情況開展與日本和AZEC的合作。我國第四代核電技術已居世界第一，風、光、生物能產出全球最大，氫能技術與日本在伯仲之間，可以視AZCE實施情況與之開展合作。考慮到日本在相關領域的實際競爭力，如果日本和AZEC就相關產業在東南亞開展消費者培育、開拓市場，我適時加入合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完善應對氣候變化多層次國際合作的機制和政策

一是建立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公眾參與機制，促進雙多邊公眾參與。

二是從加強對企業、民間組織的支持入手，建立對走出去綠色產業企業的政策支持體系和管理服務體系，加強對相關領域民間組織的資金和政策支持。

三是建立靈活多樣的融資機制，鼓勵私營部門海外綠色投資及與政府相關機構開展合作；創新綠色金融工具，加強政策引導，確保出海資金流向與低溫室氣體排放、氣候適應型發展方向一致。

（三）積極響應綠色復蘇

在當前氣候變化挑戰日趨嚴峻、地區領導力缺失的情況下，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和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引領者，應推動《巴黎協定》的持續有效實施。一方面保持戰略定力，運籌氣候外交，積極傾聽包括東盟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意見建議，繼續為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發揮重要影響力和引領作用。另一方面積極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及時分析和評估中國在經濟復蘇政策中，如何更好運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新能源汽車、氣候友好型的基礎設施建設等有利于綠色低碳發展的措施，盡可能避免短期經濟剌激可能形成的高碳鎖定效應。